中国陶瓷会“说话”

　　本报综合报道 1603年，莎士比亚在创作喜剧《一报还一报》时，给剧中人物庞贝设计了这样的台词：“三便士左右的盘子虽然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了。”不经意间，莎士比亚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中国瓷器在西方社会属于稀罕之物。
　　事实是，那时的英国人始终对中国瓷器投以好奇的目光。1615年，培根在《对浪费的弹劾案》一文中很肯定地写道：“瓷器就是埋在地下的一种膏泥，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凝结成带有玻璃光泽的精美物质。”约翰·多恩则脑洞大开，在《马卡姆夫人哀歌》中诉说着自己的想象：“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通过收集这些散落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瓷“碎片”，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蔡芳发现，中国瓷是英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给英国人的饮食、消费和贸易领域带来了现代性”。
　　蔡芳是在“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日前在江西南昌举行的这次研讨会，由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江西省社科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景德镇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联合主办。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中国陶瓷似乎总是以优雅的姿态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与会者认为，陶瓷是具有标志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也是全世界耳熟能详的艺术语言。今天的中国如何用这种语言继续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是亟待关注的时代命题。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诗人臧克家的这首《三代》，令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傅修延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业，侍弄植物的人总是对泥土满怀深情。而瓷器的原料来自乡间的泥土，没有哪种器物与泥土的关系来得这样直接。
　　“制作瓷器需要极度的细心和耐心。没有沉静灵巧的心灵，不可能制造出玲珑剔透的瓷器。从这种意义上讲，瓷器在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手中达到高峰似乎是一种必然。”傅修延说。
　　中国陶瓷的魅力就在于以“微言”传递着“大义”。中国理念、中国精神，在陶瓷上都得到充分彰显。
　　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小盾看来，上古时期的陶瓷史一直是文化史的标尺。大约一万五千年前，陶器产生，意味着人类创造了第一种非自然的物质，从而开始走出自然，也意味着人类文化实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距今七千年前，彩陶产生，这意味着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人类文明有了一种新的记录手段，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符号体系的建立。
　　他在研究中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先人就利用彩陶图案反复叙述着同一个故事，主题是某位神人正在抛撒种子。尽管图案的形式或繁或简，变化多端，但大体上包含着四个元素，即神人、植物种子、种子容器、飞撒种子的动作。
　　“这一故事的核心意义是强调生命力，所以彩陶图案往往强调手指，以手指来象征生产自然物的能力。”王小盾分析道。
　　从时光深处走来的中国陶瓷会“说话”，以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有效载体。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砚祖认为，中国陶瓷是本土的艺术，是民族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艺术化表现和结晶。
　　傅修延也认同瓷器是艺术的体现，“比如瓷器有开裂，本来开裂是瓷器的灾难，但是似碎非碎是一种意境、一种艺术”。
　　中国陶瓷图案，记录着民间神话传说与日常生活片段，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艺术理想。
　　“明代陶瓷的人物纹饰，都采用近似于传统绘画的构图形式，在空间与虚实关系上呈现出萧疏雅逸的风韵，充满了画意。”李砚祖说。
　　他表示，中国陶瓷在表达人物故事或戏曲故事时，工匠们惯于使用“减法”，也就是抓住其中最具爆发力的瞬间，或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概括整个故事的内容。而这些故事又通常取材于当时流行的话本小说，容易被理解。中国陶瓷就通过“以图代文”的方式，实现理念与思想的教化和普及。
　　江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倪爱珍也认为，中国陶瓷的人物故事图案，有着强叙事特征。比如在选择故事中的哪个场景来表现，往往不是选择所谓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而是故事的“顶点”，即最具有冲突性和最不稳定的瞬间。
　　中国瓷器所蕴藏的“中国风”，令西方人着迷。傅修延分析道，陶瓷上的柳树图案颇受西方人青睐，原因可能是殉情男女化成的比翼鸟，配上独具中华韵味的阁楼、小船、拱桥和庙宇，汇成了一股东方格调与异域风情。
　　“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说，中国的青花瓷柳树图案，给人以‘安详而美丽’的感受。这样的神韵与情调，增加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憧憬。”傅修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