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红军大学如何培养人才

　　大革命后，为了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了一批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不仅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多种渠道育人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有“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为纪念彭湃和杨殷，后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其次，中央苏区还有“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与此同时，还有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红校”的分编，标志着人民军队的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红校是红军当时的最高学府。

不拘一格请“教授”
　　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都给红大学员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在红大兼课。
　　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陈时骥、李明两位师长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陈时骥被俘后，起初几个月有人看押他，后来，让他自己行动。这位国军师长耳闻目睹红军与旧军队的确大不相同，思想上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是正规军校毕业生，懂军事，便留下来到红军大学担任专职军政“教授”。还有一位叫何涤宙的教官，也是原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后来亦来到红军大学讲授苏军条令。

行教合一相兼顾
　　红大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普通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把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
　　第一期学员10月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共培训了3期学员。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却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