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何非陈望道莫属

　　1919年6月，28岁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毅然从日本回国，受聘为浙江一师国文教员。他和其他进步教员一道，以杭州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一师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使陈望道进入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等人的视线。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有必要让全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和实践者，早日读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筹备建党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把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视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点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初心与使命的重要前提。
　　然而，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绝非易事。把这本小册子变成方块字，译者至少需满足三个条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至少精通英语、日语；二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国文特别是白话文功底要好，遣词造句要吸引青年人。
　　邵力子深知自己的老乡陈望道在日本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国文教学的改革派。于是，他断定：“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一师的斗争挫败后，陈望道也在不断反思：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
　　1920年的早春三月，陈望道收到邵力子的邀约函以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日文版。这一任务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便一头扎进老宅的柴房，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的条件下，陈望道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翻译完成后，陈望道就携译稿前往上海。不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成立这个研究会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审校、研讨陈望道的译稿。
　　1920年6月，在陈独秀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党的早期组织对《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非常重视：当《星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后，又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版问世。它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主义划清了界限，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学思践悟中找到了初心与使命，继而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从此拉开了开天辟地的新一幕。
　　193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1920年春天自己在北京“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其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陈望道“手沾墨水口来尝，真理味道终觉甜”的故事。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这一幕幕都显示出“初心与使命”的分量。、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