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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茂名日报 第2018-10-10期 第B5版:史鉴

军训的“前世今生”

  军训是新生们面临的“开学第一课”,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军训更是深刻的“青春记忆”。那么,最早的军训始于何时?有什么内容?我们不妨回溯,在历史中寻找军训的“前世今生”。
  
  【始于夏商】射御之术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
  在中国,军训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根据记载,在商代,由于诸侯间战争增多,统治者对军事训练日益重视,除了对正规军队进行训练外,还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军事教育。
  从西周开始,官学分“国学”与“乡学”,并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的“大学”,即以“六艺”为标准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的射、御,即为古代的军训,教师一般直接由军官担任。
  《周礼·保氏》中如是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学生军训”的文字记载。被后世尊为教育家的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将射御之术看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指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把军事训练和教育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由于学校实施文武并重的教育,所教学生大多文武双全。例如,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文武兼备者有72人。那时,人们都把军事技能的高下,视为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标志,所谓“射御足力则贤”(《国语晋语》)。
  到了春秋之世,军事训练仍非常重要。《孙子吴起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军事家孙武去见吴王,吴王问他能不能训练女兵,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便拨了一百多位宫女给他。孙武把宫女编成两队,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把一些军事的基本动作教给她们,并告诫她们还要遵守军令,不可违背。不料孙武开始发令时,宫女们觉得好玩,都一个个笑了起来。孙武以为自己话没说清楚,便重复一遍,等第二次再发令,宫女们还是只顾嬉笑。这次孙武生气了,便下令把队长拖去斩首,理由是队长领导无方。吴王听说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求情,但是孙武说:“君王既然已经把她们交给我来训练,我就必须依照军队的规定来管理她们,任何人违犯了军令都该接受处分,这是没有例外的。”结果还是把队长给杀了。宫女们见他说到做到,都吓得脸色发白。第三次发令,没有一个人敢再开玩笑了。
  春秋时期,对广大“亦兵亦农”的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除此之外,排演战斗舞蹈(“武舞”),也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戈盾,模拟作战的基本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参加舞蹈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做必要的准备。
  
  【秦至唐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秦汉之时,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儒家学术逐渐被奉为正统,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
  其实,秦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前,仍对军训十分重视。但统一政权之后,除加强边防,用兵的机会变得很少。为防范平民造反,便下令拆除各诸侯国的城郭,收缴天下兵器,连老百姓家的菜刀也是几家合用。
  虽然秦汉时期学校军训萧条,却并未废止,因为在地方学校教育中仍有军训的内容。东汉王莽执政时,每年春秋之际,经学家刘昆都会带领五百多名弟子习武,以致王莽怀疑其图谋不轨,把他及家属都关了起来。可见,私学以传授经书为主,但也包括射击御等军事训练的内容。
  隋朝时,更是开始“偃武修文”大力削减武备,国家教育重点由学武转为修文,科举也开始成为主流。文、武分举后,文举不考武学,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唐朝在开国之初确立战时重武、平时重文的国策,但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唐玄宗李隆基于先天元年(712年)亦说:“先王务本,君子之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唐朝的取士之法仍偏科举,学校沦为科举附属品,军训废止。此外,理学开始萌芽,逐渐形成重读书轻实践,重静坐轻活动的教育理念。
  到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向高潮,武将地位被读书士子全面超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事训练就变得毫无必要了。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除了历朝历代开国打江山很短的时间里重视一下军事训练,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文人闭门只读书的情形。
  
  【清末民初】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舶来品”
  清王朝以武功开国而得天下,开国之初举办教育是文武并重。从官学、国学到地方学,学校的课程多数是文武兼备,都开设骑射课。文科考试先试骑射击,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得考文场,这个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开展。风气所及,民间也竞相效仿。清初的著名教育家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中,将课程分为“文事”和“武备”等若干类,学校有习射运动场,军事训练的内容除骑射外还有武术、举重及舞蹈等。
  然而,明、清初的学校军训终究未能从复兴走向发展,这是因为程朱理学仍是明清社会的显学。终明一代,程朱理学都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极力推崇,仍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全国上下意识到“强兵尚武”的重要性。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今白人自入童学,每日即有体操,皆习兵以强筋骨。”之后,梁启超也竭力主张仿效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的尚武教育。虽然“军训”在中国自古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个“舶来品”。
  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倡导实行“军国民主义”,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正式提出学校增加军事课程,请军官教授学生军制、战术、战略等国防知识。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法》,明确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应注重兵式”。同年9月,正式将军事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令全国各学校注重军训。许多学校还组织了“少年义勇团”或“童子军”,借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军事技能,学校军训迅速展开。
  然而,一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兴起一股反对战争的潮流,中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潮也一度衰弱。1919年,一项权威调查结果表明,教育界普遍认为:“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世界潮流。”至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把“尚武”从教育宗旨中删除。随后,1922年颁发的《壬戌学制》取消了“军国民教育”,学校军训又随之停滞。

  【民国时期】军训不及格,不能考大学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特别是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外辱之下军国民教育思潮再起。
  军训的重启是在1929年,其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军事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当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其中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期内,各校学生应受连续三星期之严格训练”。
  1931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教育的通令》。希望通过军事训练,“锻炼学生身心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
  当时,所有大学、高中等学校的男生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进行连续三周的军训,教官则由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
  训练项目包括传授军事学识的技能和培养优良德性及生活习惯,前者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防空常识、战车常识、卫生急救等。术科有徒手教练、持枪教练、测图实施、弹药射击、夜间演习等等。
  当时的军训成绩考核极其严格,不及格的学生要随下一届学生重新训练,若至毕业时仍不及格,则不准毕业;凡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不及格者,不得投考大学。
  1929年,身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在校内推行军训,早晚点名,屡次无故缺席的学生甚至会被开除学籍。为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极为重视军训,他在写给罗家伦的信中谈到“救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计”时,明确提出:“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于普通简易教育中参入军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办法,只能先从在校学生训练起。”
  1935年1月,发布通令:实施军训三个月,所有普通学科应一律提前结束,高中以上学生本年暑假仍照常举行暑假军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学校集中军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统一的军训中断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开始。新中国成立后也坚持延续了学生军训的传统。直到“文革”爆发后,随着学校教育的瘫痪,军训也随之消失,部分学生则下到部队里面工作。
  “文革”结束后,军训又被提上议程。1985年,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学校参加了全国学生军训的试点,军训再一次进入学生的学习生活,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