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书的二则小故事

　　公元603年，《资治通鉴》里就只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幽州总管燕荣被赐死，另一件事就是读书人王通提意见不被采纳回乡了。二则故事，看似不关联，实则有关联。
　　燕荣是有名的酷吏，他打人似乎是兴之所至。看到路边有荆条，拿人来作试验，在打人前承诺下次可以免，但是下次这人真的犯错了，说上次已打，他又认为无罪都被打了，这次有罪更不能轻饶。打二百是正常，打上千的都有，他在幽州就是土皇帝。元弘嗣被任命为幽州长史，听闻此君大名，吓得坚决请辞。文帝只好对燕荣下令，要打十杖以上，就必须上报。燕荣也讨巧，每次都不打满十下，一天打好几次，让元弘嗣管粮，风吹走了都要罚……几年后，燕荣觉得打得不过瘾，把他关进牢房，断他的粮，看他能撑几天，反正又没有大棍子抽他，饿得元弘嗣只能吃自己的棉衣，他老婆只得去宫门口喊冤。
　　这样的一个人被赐死自然是大快人心，但事实上，幽州地区的人很可怜，因为下任总管元弘嗣经过多年的打磨，变得比燕荣还要残暴，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难侍候。
　　另一个读书人王通是怎么回事呢？
　　《隋书》中没有王通的传纪，不过是在新旧《唐书》里，通过他的弟弟，他的孙子，约略提到过他，知道他出生在官宦世家，尤其是他的父亲王隆，曾经在开皇初年，奏过《兴衰要论》，得到过隋文帝的称道，由此看来，王通的家学渊源，偏重儒学。
　　公元603年9月，王通来到长安。他的同乡薛道衡，是比较受宠的一位文臣，很欣赏他。薛道衡向隋文帝推荐了这位饱学之士。和父亲一样，王通也把自己的最精彩的文章《太平十二策》呈献了上去，只是王通的运气并不太好，献上去的这东西不合皇帝胃口。他上奏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实施王道，以孔子的六经为准，倡导实施仁政，三教合一。这东西看起来不错，但是晚年的隋文帝并不喜欢，但看在薛道衡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个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的官。
　　王通虽然是个读书人，却并不傻，在热脸贴了冷屁股之后，也没有一直待在长安，他回到家乡当老师去了。
　　曾经说过，隋文帝是不大看书的，也不大爱护读书人。他最爱的是《孝经》，孝这东西，是皇帝老儿最爱用的一招，所谓忠臣孝子，要做忠臣，必然的得先是一个孝子，君父之言得好好听，让你往东不能往西，这样，当皇帝才会有意思。一顶不孝的大帽子压下来，再牛的人也得被唾沫淹死。上至下，出的人才多是孝子居多，许多人并无实际才能，但是要成名，必须得孝，所以才会有二十四孝那样的故事产生。到了南北朝，乱世纷争，手中有枪就是王，武力说话。但是经过混乱之后的大一统，必须得正纲常，讲孝最简单，也最能见功效。
　　至于读书人，文帝也是不大爱的。当然，为了照顾官员们的情绪，最初的时候还是得提拔一些，比如提拔了南朝陈帝国的袁宪这样的高能之士，以聚人心。
　　到了仁寿三年，读书人，他更不爱了。到这一年，他的开国功臣们基本都清洗干净了，儿子们不听话的都处罚了，“贪财”的杨俊死了，太子杨勇被废了，蜀王杨秀也被关起来了，最好的儿子杨广当太子了，最爱的小儿子自然是怎么看都满意。国库充实了，边疆臣服了，他也更相信权力了。
　　于是，王通这个书生的什么王道，什么仁政，都不需要。
　　皇帝不爱没关系，王通回到家乡后，在教育上闯出了一片天地，收了许多远方来的学生。他甚至模仿孔子，作了《王氏六经》，聚徒讲学，常常几百门生，形成了不小的气候。
　　后来，朝廷多次征召，但他不出山。此间杨素也劝他作官，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有破草房，有薄田，有书读，这就可以了。杨素是炙手可热的大权臣，他对于乡下一个教书匠的邀请太多，引起了某些人的谗言。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没什么真正的本领，却也巴不得别人不被看重，王通被杨素看上，势必某些人的利益就会受损，本着维护的原则，这个乡巴佬的坏话，就在杨素身边传开。
　　杨素虽残暴，却是个精明人。他特意去问王通有没有轻慢他的意思，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做对了；如果您不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就做错了。错与对，得失都在我自己，与您没有任何关系。”杨素对王通是真的尊敬，或者说是因王通只是一介读书人，于他的政治前途没有任何障碍吧，不管怎么说，杨素这么一折腾，王通的名声日渐高涨，一直到死，都倍受尊崇，他的弟子甚至给他私谥“文中子”。
　　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大有关联。燕荣一介酷吏，贪赃枉法，过分相信暴力，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不是第一天这样的，他是多年都这样！隋文帝不是不知道！王通是一位大儒，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私人教育家。他信奉仁政，要善待百姓，以人为本，与晚年的隋文帝不合脾胃，隋朝国运随之衰落，可想而知。
　　摘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