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几度夕阳红

一天上午，我走进办公楼大厅，一位老人从值班室健步而来，迎面递给我一本诗稿，笑吟吟地说：“等候多时了，请予指正。”我好一时才反应过来：他不是张冠英吗？ 我是谁，让一位老同志等候我？惭愧之余，我没有理由不认真读老人的作品。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认识张冠英同志。那时我在地委办公室工作，他在市委办公室工作，曾有过多次工作来往。八十年代后，由于工作职责不同，极少谋面，只知道他谦虚谨慎，执着严谨，文字工夫蛮好。这是二十多年前留给我的印象。不读他的作品，谁也没有想到，耄耋之年的他，竟然成了一位值得尊敬的诗人。 张冠英同志的诗词全是“旧体诗”，其内容是看见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故为“纪事”；其特点是“老夫爱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主要反映离休后的“闲情”生活；笔调潇洒流畅，毫不拘束，如歌如咏。作者把集子定名为《闲情纪事吟》，十分贴切。 写什么是许多写作的人最头痛的事。有人坐在桌前，脑子一片空白，半天也无一字上纸，并非怪事。张冠英并不拘泥写作对象，自我命题，也不论体裁，信手拈来，随意而“吟”。从小东江写到三峡大坝，从油城写到西气东输，从故友写到刘翔，有感即发，并以一个过来人的目光观察改革开放的成果，讴歌党的正确领导，读起来首首鲜活，句句感人，不落俗套。而最令人欣赏的是描写健康的离退生活，及其表现的令人羡慕的洒脱态度。 在滇边观秀楼，诗人一句“锦绣河山吟不尽，髯翁偏爱笑君侯”，活脱脱地说出了对得失去留的态度。诗词表达了他越老越正气如虹，借颂松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惯看山高迎月笑，不攀不附乐逍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那首《奶奶送孙子上学》中刻画了老人的认真、小孩的童真，妙趣无穷，令人读了倍感亲切：“肩膀书包饭盒盅，乖孙后面慢跟踪。千叮万嘱三希望，数理文通不会穷。”第一句写当今读书郎的“装备”，实在不简单，预示着人生“长征”的开始。第二句描述老人的责任和小孩的天性。三、四句道出了天下父母的心声，字里行间透出老人的幸福和乐趣。虽然作者也叹息“光阴荏苒如流水，转眼芳龄耄耋年”，但始终乐天安命，心静如水，豁达自如。在老伴七十寿辰时掀然命笔：“虎相今天庆古稀，儿孙祝贺我吟诗”。看来没有太多老人有诗人这样的兴致。几代人乐融融，真令人妒嫉。 人总有离开工作岗位那一天。古时候就已有健全的退休制度。那时退休叫作“致仕”，本来是去做官之意，却演变为把 “职务还给国家”。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仕，直至隋唐亦沿用，明清时改为六十岁。当然也有提前致仕的，如陶渊明四十一岁就“致仕”了。其原因很多，如官当腻了、逃避现实、多病、守孝等。唐朝前虽然规定七十岁退休，但由于生活条件、医疗保健差，许多人等不到那一天。柳宗元才四十六岁就走了，运气好一点的韩愈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柳公权活到八十七岁，简直是人瑞了。而当今社会安定，生活及医疗状况空前改善，七十如日中，八、九十岁喜相逢，比比皆是。“致仕”之后如何安排生活，成了一个提前进入老龄阶段的中国要研究的问题。虽然有不少人还要继续为生活奔波，但许多人在退休之后仍然精力充沛，时间富余。健康快乐的退休生活是共同的追求。有人仍然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有人习武，有人练字，有人玩音乐，有人写诗歌，因人而异。这些健康的活动，不要等“组织安排”，应该自己选择。 张冠英选择写诗歌当然出于兴趣，但亦有偶然。2001年他在医院遇上病友、原市政协副主席莫元鑫，闲谈之间忽然拨动了他写诗的灵感。莫老悉心授以旧体诗的写作要领，从此张冠英诗兴一发不可收，直至成书，仍兴致不减。人们都以为他有读书破万卷的学历，然而想不到他仅仅初中毕业。今天拿这张文凭根本不敢示人，而他已是我们不敢小觑的诗人。 古来诗人都主张诗言志，作者做到了。我们不应要求一个写诗未满十年的作者有高深的学问，驾驭艰深的典故，写出如歌的韵律。他告诉我们快乐的心态，健康的爱好，持之以恒，亦可大器晚成。 《闲情纪事吟》显然不只是一本诗集，字里行间仿佛在和我讲述一个很普通而又很深刻的生活哲理。 或者有人带着某种遗憾离开为之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没有忘记昔日的辉煌。但自然规律没有人可以抗拒。世上没有无皱纹的祖母。即使老太太再怀念那黄花闺女的时光，也无法追回已逝去的靓丽。可是青春逝去，辉煌可以再续。尽管多数人已无法亲手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但毕竟GDP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人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编织人生——虽然常常局限在文字上。在那爬不尽头的小格子里，可以排满整整齐齐或长长短短的诗句，像丰收的梯田，像行兵布阵，像五线谱。那里有风云激荡、金戈铁马、层层浪花，同样在丰富着当今的社会文明。没有人能让诗人退休，除非自己封笔，否则他可以用诗说话，直至生命的尽头。人们希望生活像诗，而诗永不负人，如大江东去，滔滔不绝,天天不同，永远精彩。何须叹息近黄昏，且看几度夕阳红。